几天后，AC米兰找上我和阿莱克斯，一口一个“诚意”、“未来发展”、“意甲的舞台”，还郑重保证明年直接送我进一线队，听得我都感动地想给他们鼓掌。之后我没直接回绝，只是挺客气地谢了他们的好意，然后委婉地表示，我是队长，在球队还需要我的时候离开，那太不像话。
他们大概是没死心，想顺带卖我个人情，转头把这段话抛给了媒体，搞得像我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决定似的。于是巴萨上下纷纷鼓掌，说我成熟，说我忠诚。普约尔后来还特地跑来看我和梅西比赛。赛后他像变魔术一样从兜里掏出两个苹果，笑嘻嘻地扔给我们各一人一个，说：“哈维当年也被AC米兰看上了，但他也没走。你们都是好样的。”
但皮克不一样。某天训练后他坐在长椅上发呆，忽然悠悠地说：“其实你要是去了意甲，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的声音不重，但我吓了一跳。
“你看，现在巴萨已经有罗纳尔迪尼奥了。”他顿了顿，擦了擦鼻子，“更别提现在还有梅西，是不是已经保送一线队了？所以你……也不是说就一定能顺利升上去。”
我愣住了，然后皱了皱眉。说真的，我一直以为他会是那个最反对我离开的人。你知道吧？小法刚走那会儿，他拍着饭桌颐指气使地对我说：“你要是也敢跑？你要是也敢跑我就把你这七年所有的丑事都爆给媒体，再加码九百条太阳报一手史料，让你连地铁都不敢坐。”
所以他说完那些话，我心里真是咯噔一下。但我没有吭声，只是垂下眼睛，笑了。然后把心里想的事情，一字一句，拔牙似的说了出来。
皮克一开始怔住了，像没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咧嘴笑了，一边笑一边勾住我肩膀：“你想多了，咱们不管那些破事儿了，走吧，去吃午饭。”
那个赛季末，梅西又开始常驻我们队踢比赛。说实话，这是换别人早就会不满的事——退回去低级别梯队，按理说没人乐意。但梅西不同，他不在乎这些，当青年队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拖拖拉拉，立刻就答应回来。
2003至2004赛季的最后三场比赛，西班牙人、巴萨和滨海普雷米亚队三支球队都有夺冠的可能。4月15日是最关键的一战，巴萨和西班牙人直接对话。如果对方取胜，他们距冠军奖杯就仅有一步之遥，而巴萨当时只有一个选择——不能犯错。梅西那场用大师级的完美表现解决了这个背水一战的局面。巴萨2比1领先之后，西班牙人大举压上，拼命找机会扳平比分。可梅西不慌不忙，他就像是早已提前知道结局一样，又进了一个，直接终结了比赛，也结束了这场冠军之争。
两周之后，全队都在欢庆冠军。这个赛季，梅西在正式比赛中进了36球，加上友谊赛，单赛季进球数超过50个。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他也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谈判过程并不容易，巴萨高层和管理这件事的豪尔赫·梅西之间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最后他们总算达成了一致。因为巴萨知道如果阿根廷人决定离开，他会有大把的选择。阿森纳已经在加斯帕特刚离任的混乱中带走了小法，巴萨可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
当年六月份，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葡萄牙。虽然我不过是随队做个打杂的生活助理——毕竟那时我距离17岁还差几天，没资格真刀真枪地上场。
媒体日那天，我穿了一身紫得发光的西装，里头是件黑衬衫，领口还夹了副雷朋墨镜，头发上抹着厚厚的发胶。我坐在国家队教练伊尼亚基·萨埃斯旁边，一副“老子就是教练贴身幕僚”的派头。我的任务很简单——端茶倒水，笑脸相迎，转移火力，尤其是当记者们开始戳教练痛点的时候。我那时候最擅长的事就是应付冷场，准确地说，是把冷场变成笑场。
我在葡萄牙结识了一位一直聊到今天的朋友——费尔南多·托雷斯。马竞最年轻的队长，当时才十九岁，是个跑得比风快的九号中锋。他那时留着柔顺的金棕色长发，满脸雀斑，尾部下垂的眼睛显得很温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几句，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八成是关于FIFA那破游戏。他超喜欢玩，但又菜得要死。我之后就有事没事趁训练空隙溜进场，和他踢几脚球。说真的，他模仿能力强得不像话。我刚秀了几脚自创的碎步跳步连携技，没几天他就原样复制在我面前演了一遍。当时我站在他对面2米远，看着他一边踩球一边朝我笑，笑得人畜无害，我差点当场精神错乱。
比赛日我不敢明目张胆地靠近球员区，就混在队医旁边。他们人挺好，会塞给我一罐可乐或者教我点肌肉拉伤的事。偶尔我会趁裁判和第四官员不注意，跳上场边围栏坐着，然后开始找人聊天。西班牙语讲累了就换成英语，英语没劲了就开始飙几句法语，虽然发音像在吞糖浆。有一次，我还眼疾手快地帮一个荷兰摄像拧了三脚架的卡扣，被他夸有前途。巴斯克斯在第一场小组赛后打电话过来，说我那身打扮“淫邪”。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淫——邪。”，他还提到几个记者在电视上管我叫“流浪的小皮耶罗”。
2004年欧洲杯，最后是希腊拿了冠军，真是见鬼了，所有人都懵了。半个世界都懵了。我们西班牙呢？我们就像那种考试前被老师、家长、邻居和你妈的纸牌搭子都看好的尖子生，最终却把试卷答成了零蛋。队里可全是名角啊，劳尔、托雷斯、哈维，名字念出来都带风，最后却连小组赛都没混出来。
我们是被葡萄牙1比0踢出局的，努诺·戈麦斯第 57分钟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那球之后天就开始下雨，不是那种瓢泼大雨，是那种细碎得烦人的小雨，像有人不停地拿针尖扎你的后脖子。大家低头不语，排着队往更衣室走。我回头一看，教练伊尼亚基还在那儿逮着托雷斯说什么，他一边比划一边提高了嗓门。托雷斯就站那儿，不吭声，像根没收回去的电视天线，孤零零杵在雨里。
后来伊尼亚基走了，但托雷斯还杵着。我就跟谁借了把伞，走过去。他完全没反应，好像不是在生气也不是在沮丧，就像睡着了。我用手肘轻轻顶了他一下，他才像木偶人一样跟我动了几步。刚走两步，摄像机就哗啦一下怼到我们脸前来了，我没说话，拿伞面轻轻一拨，把它们拨开了。
托雷斯进了更衣室还在那里垂头丧气，“那球我其实应该早点传”，“我怎么会踢成那样”……一个劲儿地嘀咕。他太在意了，真的太在意了。更衣室里的氛围也不太好。我靠在门边，抱着胳膊，看向角落里坐着的劳尔——西班牙“前黄金一代”的老牌象征，眼角有鱼尾纹了还留着那一头卷毛。我走过去，站他面前，说：
“前辈，你知道你们这场比赛到底缺了什么吗？”
他抬起头，看着我，像在打量我是不是要给他讲什么高级的战术理论，还挺有礼貌地问：“那你说说看？”
我于是拍着胸口，大声说：“你们缺了我啊！缺了我！”
空气顿时像是被拧了一下，咯吱一声安静下来，然后大家都笑了——那种先是闷笑，然后越笑越大声的笑。
普约尔也笑了，但他笑着笑着就把我扯起来，从更衣室里丢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