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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确实有点飘了，说得婉转点儿，是“建立了自信”。说穿了，就是自大，傻乎乎地自鸣得意。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人生的节奏，剩下的不过是按谱吹个曲子。训练的时候，我会时不时耍点花里胡哨的把戏，一看到摄像机，我就下意识地去捋头发，好让它在画面里看起来……你懂的，“体面”。其实我心里门儿清，那会儿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就是不想低头。十六七岁的年纪，谁不想被看见呢？

不过胡安那家伙压根没打算让我飞。他后来就一直把我按在替补席上，连热身都懒得叫我。有那么一场比赛——别问哪场，我真不记得了——我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们的小中锋在门前搞砸了一个送上门的机会。那球闭着眼都能踢进去。然后我就一边拽着训练背心的下摆，一边慢悠悠地晃到胡安身边，什么也没说，眼神却很直白：看我一眼吧，要是我，那球早进了。

可那不解风情的老头只斜了我一眼，不咸不淡地说：“耐心点，小子。”

最惨的是打马里那场。我终于等到了机会，在下半场第60分钟踏上了草皮。哨子一响，我就冲了上去，心跳得跟打鼓似的，可一脚球没摸着就开始喘——那天我像是丢了魂，被马里的中卫压得死死的。他们不断撞碎我的节奏，而我连一个像样的摆脱都没做出来——传球失误、启动太慢、判断不准……每一秒都像有人在我脊梁上钉钉子。

终场哨一吹，我就耷拉着脑袋往更衣室走，脚底火辣辣地疼，每走一步都像在提醒我：你看吧，这就是你“以为自己很行”的代价。

我坐下时，背心早就湿透了，汗水从发尾一直往下滴，跟草屑混在一起，凉得我打了个哆嗦。然后伊涅斯塔来了，像电影里突然冒出声来的旁白。他递我一瓶水，蹲在我面前，说：“嘿，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亮，像是从我脸上看到了谁的影子，“我在你这个年纪，连世青赛的边都没沾上，允许自己当一回配角，好吗？”

决赛前一晚，酒店走廊静得有点诡异。我和来自皇马青训的小哈维窝在床上看电视——其实更像是在看屏幕反射到天花板上的光跳舞。节目是那种狗血得一塌糊涂的肥皂剧，男女主整天在那里哭哭啼啼，好像全世界的失恋都轮流砸到他们脑门上了。但我们都没认真看，脑子早就飞到球场上了。

“你紧张吗？”我转头问他。

他笑了下，点头：“嗯。”然后顿了顿，又说：“我紧张的是我上不了场。”说完他自己先笑了。

决赛那天，赫苏斯死撑着打了半场，像个绑了绷带也要往战壕里冲的勇士。第70分钟，我被叫了名字，穿上球衣，绑紧鞋带，冲进场。72分钟，球传过来了，我蹚进禁区，对面那高个子后卫死贴着我。他比皮克还高。真他妈比皮克还高。我压低重心往里闯，打算把球从他□□推过去，结果下一秒，那家伙的胳膊肘直接砸到我脸上，我腾空了，咚的一声倒下了，脸侧蹭着草皮，火辣辣的，就像有人拿火机在我脸上点烟。我的耳朵里发出阵阵嗡鸣，像有上百架战斗机正冲着脑子集火轰炸。

然后——哨响了。

裁判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手臂一挥，直指点球点。我躺在草地上，有点懵，不知道自己哪边脸在流血，只觉得有热乎乎的液体沿着耳朵往下滴，一滴一滴，慢慢地浸进球衣里。我听见观众席炸了，喊声、掌声、尖叫混在一块儿。我试着睁眼，一睁开就看到伊涅斯塔。他站在我头顶，眼神很急。他眼睛里映出一个我，脸上全是血、耳朵糊住、表情茫然得像刚被投进球场。队医冲上来，我还没等他碰我，就跳起来，摆摆手说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梅利的点球绝平后，比赛拖进加时。第102分钟，伊涅斯塔在中路晃掉两个人，然后用他一贯准得不可思议的脚法，把球轻轻吊进禁区。

我插上了。

那一瞬，什么耳鸣、什么脸疼、什么血——都没了。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轮到我了。我跳起来，像短线木偶挣脱了命运之手。我狠狠向下一顶。球冲进网窝，沉甸甸的那种砸实感，像一块巨石落入水井。

又是一场绝杀。

我们赢了。

然后我哭了。老实说，我根本不记得自己怎么哭出来的。有人搂着我，有人拍我肩膀。胡安走过来，笑着捏起我的后颈，说我表现得很好，问我伤口疼不疼，想要什么奖励，语气像在哄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我于是捂住脸，说：“我想去欧洲杯。”

这时，场外摄影师推着个巨大的机器过来了，灯光哗一下亮起。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围栏后的一个女记者突然递给我一支话筒。我刚接过，她就凑上来，在我红肿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她笑着说：“葡萄牙欢迎你，宝贝。”

我顶着唇印完成了她的后续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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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萨后的第一次训练赛结束，巴斯克斯突然凑过来，小声告诉我皮克最近情绪不太对。我一边把球鞋塞进鞋柜，一边随口应了句：“是吗，他怎么了？”其实我压根没当回事。那天我累得要命，满脑子都是晚饭要吃什么，意面还是三明治，能不能多拿一份甜点。

结果松格奥突然在后头补了一句，语气吊诡：“皮克他……很羡慕你能去阿联酋。”我一听就明白了个大概，也没多说，就应付着扔了句：“他的机会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