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赢不了我的，她的书包和运动鞋都是我赚的。”林杰说，“我赛马赢得更多。”

“好了。”她用手背摸林杰的脸颊，“你醉得脸都红了。”

她脚上穿着一双皮鞋，他把她的手拉进怀中，拉到胸口的位置，像小时候那样。他脸上热闹的表情暗淡了些，随即又欢腾起来。我记得那表情，他的脸正是我的脸，而我们又是相反的，不是镜子中的一个人，而是对立的，他辉煌了，我便要失落。我的脸也正是他的脸，一些结构变了，无伤大雅。

“我有礼物送给你们。”她说。

她送了林杰一双手套，粗糙的针脚让我知道那是她自己做的。我没看到原材料，任何，但我能想象她那双魔法的手，如将南瓜变成马车般将一团团毛线变成手套。我要在这句话里给爱找一个位置，爱在哪里都可以。我一直想要一双那样的手套，掺点绿的藏蓝色，鼻炎患者会因上面泛起的小绒毛打喷嚏，温暖，柔软，厚实，在加利兰很难用得上。

我就是想送你这个，她说。

林杰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开心地收下了。

她送给我一个鼻烟壶，唐人街的古玩店才有的，她说。

“谢谢。”我说，“这真漂亮。”

整晚我都握着那只鼻烟壶，整晚。十二点之后大家都去睡觉了，我也躺在一张颇具美国意大利色彩的床垫上休息，手里握着那只鼻烟壶。那是个暖黄色的扁椭圆状玻璃制品，绿松石盖子，两侧有雕刻的花纹。我幻想她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她的床上应当有防蚊虫的纱帐，林杰为她挑选的家具。鼻烟壶温暖我的手，或我的体温把它捂暖了。我的拇指抵在绿松石盖子上，我是说，我一直想要一双那样的手套，掺点绿的藏蓝色。

那只鼻烟壶，我记得我把它放进行李箱，用一件旧衬衫包着，唯恐它损伤。偶尔拿出来看看，但看完一定再包好，再放进行李箱，形成一套习惯。可回美国后，我把行李箱的东西全倒出来，翻来覆去找了好几遍，都没能找到它。我有种感觉，我知道它留在了加利兰。或许在城中，或许在乡间，或许在某人的家里，或许转身回到杂货店。我知道它留在了加利兰，它因何留在那里呢？那里不是它的起源地，它没在那里得到发展，它最好的归处是一个能包容它的新世界，而它害怕，而它不知道。

我再没见到它。

我大概睡了一两个小时就起来了，或许是因为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睡得很不安慰。我走出房间，有个男人直挺挺地撞过来。

“我正要喊你吃早饭。”他说。

他们在这一天吃素，色彩鲜艳。

我坐下来，坐在前一天晚上的位置上。她早就在了，她把一道菜换到我面前。

“试试这个。”她说，“这和你们的沙拉很像，不过是熟的。我想你会喜欢。”

“很美味。”我说。

“我就知道你喜欢。”她说。

林杰把菜夹到她的盘子里，催促她快吃。她扭过头去，埋怨似的说了几句中文，又笑了——他们在节日里总是快乐的。这时他看到我看到的她的脸上的一根眼睫毛，正在她的颧骨上，他捧住她的脸，帮她吹走了。她嘟囔着，应该是在抱怨痒。他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他们是彼此忍耐25小时分娩剧痛但拒绝吃药而诞下的孩子。

我坐在他们身边就像坐在他们对面。

吃完早饭，她问我是想留下，还是找人送我回去。

多谢款待，我说，“学校里还有些事要处理。”

她给了我几个橘子，我能闻到袋子里她的芬芳，红色的，橙色的，新鲜的，新鲜几天就枯萎的，微笑的，泥土的，燃烧的，茉莉的，唐人街的。我抓起一个橘子放在鼻子底下，再见，她说，下周见。

“下周见。”我说。

我住在学校配给我的一幢二层小楼，有一个佣人，给我跑腿，做饭，熨衬衫。对于那个地方，我的印象却不是很深了。沙发，地毯，装饰画，木质书桌，卫生间里的小浴缸。本来我计划在这一年里写写书，我愿意受点苦，结果一个字也没写。橘子放在桌上，新鲜的，新鲜几天就腐烂。我有写写书的冲动，我愿意受点苦，但一个字也没写。其他几个外籍教授也都住在这里，房子与房子间步行不超过十分钟。但我们鲜少拜访彼此，更遑论交流。一次，我去一位文学教授的住所坐了坐，我们各自讲了几句话，我们各自喝了几杯白兰地。这就是全部了。

我偶尔去操场看学生们踢球，他们邀请我做裁判。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裁判。其中有几个年纪较小的，是职工的孩子。他们像不觅食而奔跑的豹子，尸体从酒楼里抬出去。他们再次争吵了吗？他们像多数情侣一样在争吵中用最恶毒伤人的话诅咒彼此了吗？他们相拥而泣了吗？他们吻了吗？血水落在地板上，干涸了。一只手拿着清洁布把他们从存在里全擦去。我的记忆里，现实里。一切。

我是干净的。我是孤独的。

春节过后，他们的关系比以前还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