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再次到来时，病房里的空气已经变了质。

之前是程序化的审讯与防备，此刻，却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凝滞。

我靠在枕头上，窗外午后的阳光正好，却照不暖指尖的冰凉。

那本软壳抄写本静静躺在床头柜上，像一块灼人的炭。

为首的警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的目光在我苍白的脸和那本显眼的笔记本之间扫了一个来回，没有立刻开始例行公事地问话，只是示意手下暂时在外面等候。

他拖过椅子，坐在床边，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语气比之前少了几分公式化，多了些探究：“江晨竹，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

我没有看他，视线落在窗外一株在微风里摇晃的不知名的树梢上。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依旧沙哑，却透着一股死水般的平静。“有些事，想清楚了。”

警官身体微微前倾：“关于你的实验？”

“关于一切。”我缓缓转过头，看向他。他的脸在逆光中有些模糊，只有肩章反射着冷硬的光。

“从我出生开始，到你们抓住我为止。”

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了叙述。声音平稳，没有起伏，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而阴暗的故事。从那个雾气弥漫的山村开始，奶奶的藤条，母亲的沉默与最终的爆发，冰冷的剪刀，黏稠的血泊。

再到被收养，华丽的牢笼，牛奶，玩具里的摄像头，书房里不堪的画面，哥哥的牺牲与隐瞒，仓皇的逃离，地下室的相依为命。

然后，是哥哥的入狱，一次次的探视被拒，最终得知死讯时那冻结灵魂的冰冷。

以及之后，如何将巨大的痛苦扭曲成偏执的仇恨，如何将复仇的火焰对准了癌症本身，如何一步步滑入黑市的深渊，如何将活生生的人视为“耗材”，如何冷酷地记录数据，如何“制造”出七两，又如何最终将她作为最后的祭品，推入地狱。

我没有隐瞒，没有美化，甚至没有试图为自己寻找任何开脱的理由。

我只是平静地、细致地还原了每一条走向黑暗的路径，每一次选择背后那颗早已扭曲的心。

那些冰冷的实验数据，那些惨绝人寰的过程，都用一种近乎学术报告般的冷静语气描述出来。

警官起初还在记录，后来笔尖停顿了，只是听着，眉头越皱越紧，脸色逐渐变得凝重，甚至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骇然。

他或许经办过无数凶残的案子，但像我这样，将极度疯狂的犯罪动机与极度冷静的执行过程如此诡异地结合在一起的，恐怕也是罕见。

当我讲到最终那管金色的血清，讲到七两在昏迷前问出的那个“为什么”，而我用哥哥的话回答她时，我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极其细微的波动，但很快又恢复了死寂。

“……然后，你们就来了。”我结束了自己的供述，病房里陷入一片漫长的沉默。

阳光移动，落在了那本笔记本上。

警官深吸了一口气，仿佛需要用力才能驱散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重与压抑。

他看了一眼那笔记本，又看向我：“所以，你做这一切，是因为你哥哥的死？”

“是。”我回答得很快，很干脆。“也不全是。”

我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寻找一个准确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