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松开手，我站起身。我走到窗边，我点燃一支香烟。她没制止。她也没说她不爱我。烟灰落在窗帘上，灼出一个小洞。他盯着那个幽深的小洞，被上帝的烟头燎出来的，不规则的边缘，太古时期的果子，普通伊甸园里的红苹果。

我问：“是因为他吗？”

她问：“什么？”

“林杰。”我说，“你的哥哥。”

她说：“我不明白。”然后她明白了。她有点受伤，眼眶里蓄满泪水，她眼睛向下看，像在回忆。

她说：“他保护我远离你。”

我说了句什么，她瞪大眼睛，脸上浮现出被戳穿的愤怒。

“出去。”她说，“这里不欢迎你，这里再也不欢迎你！”

守卫推门进来，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这就是你的友善。”

“出去。”她说。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故事不应这样结束，我再去找她，真诚向她道歉，真诚阐述我的爱，真诚宣誓——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白人奴隶。她为我打动，她接受我的爱，我们一起离开，去巴黎，罗马，圣托里尼，我们去所有美丽的城市，然后我们回美国，最终是美国，幸福快乐地生活。但我不幸感染了肺炎，在当地医院住了一周后被送往加拿大；康复之后，我独自回了美国。最终是美国。

已经七年。

无数次我回忆那天的对话，都想不起我所说的引致她愤怒的那句话是什么，可能是肺炎带来的高烧焚毁了它。从文字底部烧起来的，起初还能辨认出一两个字母——恐惧准备离开了，丑陋的雨伞，公鸡，国王知道——最后什么也不剩。

结束吧，再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也都太迟了，太迟了。我缺少回来的勇气，为此我去到各种地方积蓄它。而当我回来了，坐在轮椅上等待着我的她却不在了。这难道不值得悲伤？我愿意要她次等的不是爱的爱，像从前那样，坐在轮椅上等待着我的她却不在了。

此刻她能走路了吗？不，有林杰在，她不能走路。走路是他们的关系中的结构性错误，若一人能行走，即是她，另一人必要离开。看看他的爱，我是说，想想他的爱，那么多控制，那么多压迫，那么多约束——也正是他促使她等待我——那么脏乱。

那么软弱。

那是我。

我躲避街上每一个亚细亚女人，生怕其中有一个突然冒出来，告诉我：她死了，现在我是她。我又隐隐期待有这样。她们有区别吗？她们的肋骨，她们的小腹。她们的双腿。降落在她们身上的伤痛或许不会降落在我身上；或许已经。但我的命运绝不会沦落到她们那么糟，我最多终日酗酒，顺便质疑生命的意义，重新开始对我来说是简单的，容易的，我可以再去爱，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不是因为我是美国人。

麻木的人们拥挤我，穿越我，与我擦肩而过，有的抱着孩子，有的两手空空。我一手拿着外套，一手拎着行李箱，就在此地，我也成了流浪汉。自然还会有人雇佣我，还会有人付我钱，不为要我做什么，给我住所，包容迁就我，这是一贯发生的。可能他会比林杰更缺乏警惕，而她会单纯可爱，接受并美化我的入侵。我说句抱歉，这是我的错误，离开了；她等待我，终于死了，她的孩子再重蹈覆辙。她的孩子。假如我成功一次，我真的会让这种事发生吗？

热天模糊了我的泪和汗，我如何在笑都是在哭。难堪的气味席卷而来，把我的记忆掠去了，剥夺了，一点一点，损害我的大脑，要我从没来过才好。但我的鞋子，踩在这里，踩在地上，已经把纹路踩出来了，要遗忘我，只能把路掀翻重造。

我恨这个地方。我恨这个地方又极想爱它。我的爱在这里受到了诅咒。她说：“你没有爱我的能力。”好像在说：“你走过来，对我说你爱我，那么恳切，那么肯定，为什么你还要来对我说？你治不好我的腿，你给不了我未来，为什么你还要来对我说？”

或许这才是她说的，而我记错了，遗漏了，忽视了。让我们去威尼斯，在船上我们不用双腿也可以行走。我们再去看那些波浪，让水穿流过我们的手。让我隔着衣服拥抱你，让我隔着空气亲吻你。

让我爱。允许我爱。

我漫无目的地游走，或许寻找某间大排档；恍惚听见身后有人喊了我的名字，我回头看。

我揭开红肿伤口处薄薄的痂，等它再愈合了，红肿就消退一点，伤口也显得不那么可怖了；循环往复，等伤口最终长好了，只是一个灰灰的印子而已，不痛也不痒。难道我不是这样骗自己的？难道我不是这样劝自己的？一直以来，我避免想起她，但对与她有关的一些琐事的追寻又一次次把我带回她身边，坐下来，坐在那把灰白色的沙发椅上。她扭头看向窗外，不必听懂语言也能认出的笑声和招呼声从那里爬进来，炎炎无尽头的夏日里懒散地趴在她脚边。我望着她的侧脸，如此清晰，如此模糊，如此深刻，如此轻盈。那是上个世纪流传来的一张侧脸，而这个世纪也才过去了两年。还有多少事等待我，还有多少未来渴望我，还有多少人驱逐我，那些我经历的，真的是我经历吗？

她，我永远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