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指在小瓷盘里拨弄几下，挑出一块水果糖；她也跟着拿出一块。

“你的哥哥，杰。”水果糖在我的口中动来动去，“他照顾着你。”

“是呀。”水果糖安稳地顶出她一侧的脸颊肉，“他照顾着我。”

“事无巨细地？”我问。

“有位老妇人。”她说，“她待我就像我是她的孙女一样。”

事无巨细地？

有位老妇人。她待我就像我是她的孙女一样。

我仍能坚信，在那些晚上，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晚上，在一幢雕梁画栋的深色——主要是红棕色和金黄色——的中国风格建筑里，所有欢笑吵闹声都褪去了，所有顾客都离开了，所有人都睡熟了，他在她的枕边，他在她的枕边，不为了什么，只为了摸摸她的头发，亲亲她的脸颊，听她说一句她也爱他。他身上沾满了她被子的味道，硫磺皂的味道，早些时候他隔着被子帮她按摩。或他的手在被子底下。她的房间应当很整洁，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床头柜里的药瓶和手枪，床上的他们，凌乱的，人躺过的痕迹。月光下他们的嘴唇相互捕捉，嘴唇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嘴唇把一切都毁灭了，两个人的索多玛。

以上的场景中，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位老妇人的身影，她像是侦探小说中随意出现的无名配角，存在只为给某人洗脱嫌疑。我不想做个聪明的侦探，如果他们是阿加莎笔下的人物，这应当是痛苦的温馨的，而我只有痛苦。

“她的孩子都死了。”她补充过，“一个是在很小的年纪里饿死的，一个长大了，但被处刑。两个都是男孩。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的丈夫呢？”我问。

“她没有丈夫。”她说，“她没有丈夫。”她说了两遍。

而我只有痛苦，这些人物，他们出现了，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疏漏的背景，疏漏的痛苦的毫无必要的背景，我却记下了，仿佛这是一个标志，一个缩影，一种凝聚与集合。我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拼图，在时间与空间中重复叠加他们，也消耗他们，削弱他们的厚度。但是，一个布置温馨大小适宜的私密空间，一把灰白色沙发椅，一张胡桃木茶几，向外推开的窗户，轻薄飘逸的浅色窗帘，一盆琴叶榕，五颜六色的糖果，几本我带来的书，书上叠着一个小本子，里面是她因不舍得在书上涂画而抄写出来的单词和页码，我，我脚边的公文包，她，她的轮椅。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你知道吗？”她突然提起，“周润发能在轮椅上跳舞。”

“他是谁？”我一头雾水，“舞蹈家吗？”

“他是个演员。”她说，“这是他电影里的情节。”

“那电影是讲什么的？”

“我记不太清了，我只看过一遍。那年电影刚上映，哥哥带我去电影院，我很开心，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去电影院。”她说，“第二年，我们离开了，辗转来到加利兰。”

我口中是葡萄的滋味。

“我一直想再看一遍这部电影，可惜没有碟片。”她说，“我很后悔当时没买张碟片，来加利兰前我以为地球的这一边也有许多人喜欢周润发。”

我找遍加利兰所有的音像店，都没找到那张碟片。我写信拜托朋友寄一张到加利兰，但被海关扣下了，可能他买的是盗版货。后来回到美国，我在纽约的一间音像店找到它。老板以为我是吴宇森的粉丝，还拿了他的另一部电影给我。

“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塔主演的。”他说。

“我喜欢周润发。”我说。

在纽约的那间音像店我看完了她一直想再看一遍的电影。原来那是部动作喜剧，我笑了，然后我哭了。我想起那个周六的上午我在她低低的惊呼声中把她从轮椅上抱起来。我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她软塌塌的脚贴着我的脚，她软塌塌的腿贴着我的腿，我们这样跳舞。她身上是淡淡的爽身粉的香味，我不必问也知道她很开心。我的羽毛，我把她紧紧抱在怀中，生怕她从我的胸膛和手臂间溜出去。她格外喜欢旋转的动作，我带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的爱，请你也爱我吧，如果你能爱别人，我和他们的爱不是一样的吗？我们托起你，但来了又去。她的头发乱了，散开了，她的心跳打着节拍。我的心追随着她的心。我们的舞持续一个世纪；没有音乐，我希望舞永不结束。

当守卫再次进来时，掉落在地的毯子已回到她的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