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些时间评估问卷，但我不想用和她相处的时间做这件事。我问她：“你想和我聊聊吗？”她犹豫了一会儿，问我：“你想聊什么？”

“你的腿。”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不能走路的？”

她的每个单词都讲得很规整，是她的声音她的思绪让她的语句错乱黏连而模糊。我尽力分辨，她却在觉察到我的意图后更加遮掩。我希望变成她舌尖上的一个小小细胞，充盈她理解她善待她。她的舌尖时不时贴住牙齿，我在那里被碾死了。

我没记笔记，她应该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不知道是哪次击打导致了这个，那天我挨了很多打。等他终于停手了，我想扶哥哥起来，他脸上都是血。我想扶他起来，扶他到床上去。结果是我站不起来。我是在那天不能走路的。”

我问：“你能告诉我是谁打你吗？”

“我的继父，你知道的，我的母亲嫁给他，你知道的，婚姻，她把她的孩子送给他了。”

她开始抽泣，在这时，在她说到继父和母亲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哭泣是正常的，重组的家庭，暴力，她创伤的源头，两个伤痕累累的小孩子。

我问她：“他在这里吗？你的继父？”

她说：“我不知道，可能他死了，我很久没想起他。”

我说，他再不能伤害你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已经克服了那些痛苦，你是坚强的幸存者，他没有击垮你，你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告诉关心你的人，你的哥哥，你的朋友，你很坚强，但你首先要告诉你自己，你可以站起来。

听了我的话，她捂住脸失声痛哭。我再想说点疏导的话或鼓励她用眼泪释放尽情绪时，两位安保人员冲进来，其中一个给了我左边颧骨狠狠一拳。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得不将粉饼扑到颧骨上以抗拒学生们好奇中夹杂玩味的粗俗打量。我一讲话就会痛，我猜那是种警示，警示我不该再去唐人街。可我还是去了。非医生的责任心驱使我，难道在我过去绅士作风的生活里没致使一两个女人流眼泪？我一面叩问自己一面去往她身边，她见到我，向我道歉。

“没事。”我一讲话就会痛，“这没什么，我能理解。”

不，我没能理解她，从那时开始，或更早更早的以前。有次她给我看她的画，一棵树。在她的梦里，她说。

“你想听更多细节吗？”她无不期待地看着我。

“当然。”我拿着画，我说。

“我梦见一棵树孤独地伫立在荒原上，她不全是孤独的，茁壮的尖利的能将人的皮肤割伤的野草陪伴着她，也与她抢夺土壤里的养分。我走到她身边，抚摸她的皮肤，树皮，猜测她的年轮有多少圈。几十？几百？几千？我抬起头，看到她绿油油的叶子中有一片鲜艳得出奇的红叶。我被那片红叶吸引了，所以我开始攀着树干向上爬，那树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但我越向上得到红叶的心就越坚定。终于，我将要碰到红叶了，我们离得如此近我甚至能感受到它的呼吸，这时我却从树上摔下来。然后我醒了。”

我之所以记得，她诉说时那景像真真切切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看见她，她站起来，走向荒原上的那棵孤树。她未曾诉说也无法看见的她的神情，我看见，她手脚并用的笨拙姿态，鲜活的，可爱的。大概是我于心不忍，我没看见她摔下来，我只看见她的手指，纤细修长的手指，用力到弯曲，向上，用力到骨节和血管都凸现出来。我说，这是个好征兆，我是指她有积极的情绪，这对她的恢复有帮助，那棵树，还有那些野草，代表着生命力，这是个好征兆，虽然她从树上摔下来，在她实现某个目标之前，因为她的现状让她对未来产生忧虑，我的工作正是来帮她消除这份忧虑……她看着我，她的眼睛中有些语言无法阐明的东西，像一具死去多时的活物的尸体。

我从没能理解她。她如此期望我是一个能够理解她的人，可我不是。此时，回想起这件事时，我才觉得羞愧难当；而我的羞愧中又生出无边界的莫名勇气。作为一名医生，我是值得羞愧的，这是我羞愧情绪的全部来源，像故事中段死于非命的糟糠之妻或结尾送葬对外中和新女友的滑稽接吻。像把我的皮翻开挤上点强力胶水再黏合回肉上去。我的勇气非同凡响，尽管已有人明确指出他是个种族歧视者还是会有许多糊涂人对他的话信以为真。我花着父亲的遗产，离了一次婚，何时向上帝委员会和医学委员会忏悔我的罪责？

那天的最后她说：“也许你来是件好事。”语气像倒退着下楼梯。

很多次我梦见她，每次她都在展示她的画分享她的梦——现实中这只发生过一次。我拿着她的画，她的指尖在画上移动，画中的细节与梦中的细节点点重合。心理医生问我：“你感受到什么？”我说，线条和色彩和她甜美的声音令我耳鸣眩晕。

文拉法辛，□□，利培酮……我知道解药就在梦中。她的指尖，我想吻一吻她的指尖。克制呼吸，轻柔缓慢地吻。

可她把她的画要了回去。

连同她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