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次来到加利兰，已是物是人非，唐人街的教父从林杰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国人，我向酒楼的服务员打听林愿的下落，可惜她是个新移民，她对此一无所知。看着熟悉的街景和陌生的人，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试图用残破的记忆拼凑出林杰是如何从一个新移民步步建立起属于他的帝国，但徒劳无功。而那帝国又是如何陨落的，他们现在身在何方，我害怕去想象。我害怕他们幸福，我害怕他们不幸。愿，美丽的词，美丽的名字，美丽的姑娘，我的病人，我的爱，她有一个侧影深深刻在我的眼睛。我站在街道上，当有人用怪异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那是我的眼泪。

七年前，我在加利兰的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有天，一个学生对我说他的朋友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我就这样认识了林愿。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如果我没有来加利兰，就像我去其他几十万人口的前殖民地小国，如果我选择回到美国东南部在工作之余偶尔享受沙滩鸡尾酒和日光浴而不是在贴身携带护照随时准备跑进大使馆以避免或会有另一位将军发动武装政变时可能造成的不必要伤害的条件下教书，我不会遇见林愿。同样地，如果她没有来加利兰，如果她很幸福，快乐，健康，她不会遇见我。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而我应知道某些悲剧在我们相遇时即注定。

林愿无法走路。她的瘫痪并不是由脊髓损伤引起的，也不是肌肉病变或糖尿病之类疾病的并发症。她在接受针灸治疗，以及驱魔仪式——不是天主教概念中的梵蒂冈批准神父主持的驱魔，那更像一种民间巫术。不管是什么，任何治疗都没有成效，于是，当我的学生听到我介绍分离转换性障碍的躯体症状时，他觉得心理治疗可能是解决之法。

我问：“还有什么是我需要了解而你没告诉我的吗？”

他耸耸肩，当然，他和林愿不是朋友，他的哥哥在林愿的哥哥林杰手下工作，这才是他们的关系。

“我们都住在唐人街。”他说，“我们都是华人。”

“好吧。”我勉强答应下来，“我会去拜访她，查看她的情况。如果她有心理障碍我会给她介绍一位更专业的医生。”

两周后，我在唐人街一间名为“中华楼”的酒楼见到林愿。

她坐在轮椅上，穿了条水蓝色的裙子，美得像尊圣母像。她有着亚洲女人所特有的细腻皮肤，透露着血管和孱弱的白皙，尽管加利兰夏天的太阳毒热得能使人脱水晕厥。小巧精致的嘴唇，曲线适宜的鼻子，瞳孔、眉毛、头发，黑色、黑色、黑色。我不能阻止自己看向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古老的眼睛，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困惑，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所有，组成它们，又尽在其中。她是崭新的，她是陈旧的；她是熟悉的，她是陌生的。见到她之前，我的生命里隐约有一道她的印迹，像一道折痕，我试图用熨斗熨平，结果我被烫伤。

她对我的评价则是：“你看起来像是书里的人。”

我来不及困惑，来不及审视我当时的样子，我穿着棉麻材质的西装套装，肩膀宽阔，不住地用帕子擦拭额头上因紧张和天气冒出的汗，哪本书里的人物会像我一样震颤而窘迫？纵使我自夸容貌英俊，我不至于到自负的程度。我的心在抖。

后来的一天我问她：“哪本书？”

她回答我说：“《故园风雨后》。”

我坐在她对面，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中学时代，逐条列举优点和成就以博取办公桌后面的校长的好感，得到入学许可。我完全糊涂了，自主将我们的身份位置颠倒，任由她沉默倾听而我滔滔不绝。这是我那天所犯的错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我竭力向她，以及陪伴她身边的林杰，阐述心理治疗的可行性。担忧她或会因为那些难懂的名词而怀疑我是个骗子，我恨不能即刻学会中文。她比我更像咨询师，她耐心地听着，包容我让周围人皱紧眉头的夸张笑话。

感激她对我抱有的一丝好奇心，当我口干舌燥无话可说，借助细细品啄茶杯里滚烫的茶水发出肤浅的赞叹去渡过一片寂静没得到半点回应的尴尬时刻，她问我：“你从哪里来？”

“坦帕。”我说，“佛罗里达。你听说过吗？”

她摇头，“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吗？”

“从旅游宣传手册上看，”我说，“是的。”

听到我的回答她笑了，“我喜欢你。”她说，“我们会有很多可聊的。”

那些对话，那些场景，时常重现于我的脑海，有时我知道其中遗漏了些什么，但我怎样努力也无法补全。她有请我详细说明吗？还是她心领神会？我想念她，我想念她当她仍坐在我对面，那是一种还没得到就担心失去的冲动。唯有她能将我补全。我问她：“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她说：“从我住的地方向上看，天空是一条线。”她是绝无仅有的诗人，一个艺术家，在弃艺术如泥沙的地方忍受泣心沥血写下的诗句无人欣赏的残忍命运。我拾起几行诗塞进贴近胸膛的口袋，以为我能感受，但它们渐渐平凡回文字的身份，最终停止了跃动。

只是，她说她喜欢我，我们会有很多可聊的，我便把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失落全藏在这句话身后了。我多了一份工作；每周两次，我去唐人街为林愿做心理治疗。

林杰一直不喜欢我，他处处提防我，疑心我是图谋不轨的人。我想是因为他无法理解治疗时医生和患者要单独待在一个布置温馨大小适宜的私密空间。但出于对妹妹的爱，他为我们准备了这个空间——自然是在酒楼，他的产业之一——以及两个守候在门口的“安保人员”。他们比我的手表还要准时，时间一到，他们推门进来，示意我该离开了。他们不是一直这样友善的，至少在我第一次去做治疗的时候，他们不是。

那天我们先做了几份测试问卷，这本该在我们上一次见面时完成，以帮助我确定她的情况。但我说了什么？我完全糊涂了。我把问卷递给她，她问了我几个词的意思，然后配合地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