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雾是灰白的，黏稠得化不开，总是慢吞吞地缠绕着低矮的泥坯房，像是从地里渗出的瘴气，要把一切都拖进一种沉闷的、不见天日的混沌里。

日子在这里，被拉得很长，长得像母亲那双总是洗不干净、带着泥垢和不明伤痕的手，摊开是灰白，攥紧是无力。

母亲没有名字，至少我们不知道。

家里那个腰背佝偻、眼神锐利得像老鹰的女人——我们叫她奶奶——总是用含混不清的土话吆喝她，那音节粗粝得像磨刀石刮过石头，绝不是名字。

她是从山外来的，大人们偶尔压低了声音嚼舌根时，会漏出“买来的”、“不老实”这样的词碎片。她很少说话，眼睛常常望着雾气深处，空茫茫的，像是也在那里走丢了。

生产那天，灶膛里的火冷着，水缸也见了底。奶奶捏着几根干瘪的柴禾，瞥了一眼母亲高高隆起的肚子，嘴角撇了撇，“尖尖的，赔钱货。”她啐了一口，扭身就出了门，去邻村串闲话去了。

父亲一早就不见踪影，大约是又去镇子上赌他那永远看不见希望的运气。

屋子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

静得可怕，只有她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的喘息，像破旧的风箱。后来，那喘息变成了撕裂般的痛哼，再后来，是微弱的、小猫一样的啼哭。

一声之后，又一声。

不是奶奶预言的赔钱货。是两个带把的小子。

奶奶回来时，天已经擦黑。她看见母亲瘫在冰冷的泥地上，身下一片狼藉，两个光溜溜的婴孩就躺在那片污秽里，冻得皮肤发青，却都奇迹般地活着。母亲的脸色白得像糊窗的纸，汗湿的头发黏在额角，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又扔进了冰窖。

奶奶那双老鹰似的眼睛瞬间亮了。她难得地没有斥骂，甚至嘴角扯出了一点近乎愉悦的纹路。

“哟，两个小子！”她嘟囔着，像是发现了什么意外的财喜。

那天晚上，母亲第一次没有被赶到灶台边吃饭，而是被允许坐在了那张油腻的饭桌旁，分得了半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薯干粥。

那是母亲黯淡生命里，极其短暂的一次“上桌”。短暂得像山坳里偶尔漏进来的一线阳光，还没等暖透骨头，就被更大的阴影吞没了。

许是那片刻的虚幻温暖给了她一丝错觉，又或是生命本能地对延续下去的骨血产生了眷恋。

等我们稍大些，能摇摇晃晃走路时，她会在奶奶和父亲看不见的角落，用那双枯瘦的手，极其快速地摸摸我们的头，眼神里有一点微弱的光亮闪过。

她哑着嗓子，反复地、悄悄地对我和我哥说：“要乖，要好好……伺候我。”

我和半斤——我那只早我几分钟来到这世上的哥哥——不懂。

“伺候”是什么意思？是像奶奶使唤母亲那样吗？我们只懵懂地觉得，该把好的东西给这个眼神空洞、却会在暗处偷偷抱我们的女人。

于是，我们开始偷偷地把桌上难得出现的、指甲盖大的一点腊肉丁藏起来，塞进她的手里。

把从鸡窝里摸到的、尚带余温的鸡蛋飞快地揣进她破旧的衣兜。

甚至有一次，半斤不知从哪捡来一颗被磨得光滑圆润的灰色小石子，觉得好看，也偷偷塞给了她。

这些笨拙的、孩童式的“进贡”持续了一阵子。